一九八四年十月，帕米尔高原的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都早。

刘百成醒来时，毡房的顶棚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雪粉，从破洞处簌簌往下掉。他哈出一口白气，看着那白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雾，又慢慢消散。炉子里的火早就灭了，只剩一堆灰白的余烬，摸上去像死人的骨头。

他裹紧身上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旧棉袄——棉絮早就硬成了块，袖口磨得发亮，肘部补丁摞补丁。起身的第一件事，是去摸墙角那台“凯歌”牌收音机。

那是大爷孔留根留给他的遗物之一。外壳的木纹已经斑驳，旋钮松动了，要用布条缠着才能固定位置。天线是刘百成自己用铜线接的，歪歪扭扭伸向窗外，在寒风中像根孤零零的草茎。

他蹲在角落，小心翼翼地调试着。手指冻得发僵，动作笨拙。收音机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像垂死者的喘息。

“滋滋……同志们……滋滋……现在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是……”

突然，信号奇迹般地清晰起来，像一把利剑劈开了迷雾：

“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坦克方队！”

声音高亢、激昂，带着一种刘百成从未听过的底气。紧接着是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那声音如此宏大，震得收音机的纸盆都在晃动，发出“嗡嗡”的共鸣。

刘百成的心猛地一紧。阅兵？在北京？现在？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仿佛被钉在了收音机前。信号时好时坏，像在故意折磨人。但在断断续续的电流声中，他捕捉到了一个个令他热血沸腾的词汇：

“战略导弹部队……”

“机械化步兵……”

“歼击机编队……”

每一个词都像重锤，狠狠敲击在他心上。他想起四十年前离开中原时的情景——那是1958年，他十二岁，跟着大爷仓皇西逃。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贫穷、困顿、人人自危。而现在，收音机里传出的这个国家，强大、自信、昂首挺胸。

最让他震撼的，是播音员中途插播的一段话。那段话信号特别好，字字清晰，像有人在耳边一字一句地念：

“……这次阅兵，展现的不仅是国防力量的强大，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借此机会，党中央郑重宣布，将对所有在特殊历史时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平反昭雪？

刘百成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收音机差点从手中滑落，他慌忙抱住，像抱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这些词在他脑子里炸开，搅起沉积了四十年的记忆。他想起父亲被带走时绝望的眼神，想起母亲哭瞎的双眼，想起那个和大爷仓皇西逃的雪夜，想起孔家大院里那些被搬走的石狮子、被撬走的青石板……

“老刘哥！老刘哥在不在？”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熟悉的呼喊——是麦合木提，那个常和他交换香烟抽的维吾尔族邻居。麦合木提退休前是乡里小学的教师，是村里最有学识的人，汉语说得比很多汉族人都好。

刘百成踉跄着去开门。麦合木提一进来就激动地抓住他的胳膊，眼睛亮得吓人：“你也听到了？阅兵！北京在举行阅兵！我的天啊，那些坦克，那些导弹……”

他语无伦次，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个孩子。

刘百成把他拉到收音机前。正好播音员又在重复那段话，这次更详细：

“……对原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等，全面落实政策，归还查抄财产，恢复应有待遇……”

麦合木提突然用力一拍大腿，“啪”的一声，震得收音机都跟着跳了一下。

“老刘哥！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激动地喊道，汉语里夹杂着维语词汇，“世道真的变了！真的变了！像你这种情况，像你大爷那种情况——要是祖上曾支持过革命，捐过钱，出过力，那就算‘开明士绅’！国家会保护的！政策会落实的！”

刘百成呆呆地站在那里，嘴唇微微颤抖。四十年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不敢提过去，不敢想未来。可现在，麦合木提的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心底最黑暗的角落。

“真……真的不再追究了吗？”他问，声音发颤，每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硬扯出来的，“真的……能回去吗？”

这个问题他在心里憋了四十年，此刻问出口，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麦合木提理解地蹲下身，轻轻拍着他的背：“哭吧，老刘哥，该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了。四十年了，你憋了四十年了……”

那一天，刘百成在毡房里坐了很久。麦合木提陪着他，两人抽光了身上所有的烟。收音机一直开着，虽然信号又变差了，滋滋啦啦的杂音里偶尔还能听到阅兵的余音——礼炮声，欢呼声，军乐队演奏的《解放军进行曲》。

傍晚时分，刘百成站起身。他的眼睛还红肿着，但眼神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下定决心的、破釜沉舟的眼神。

“我要回家了。”他说。

当天下午，他就去找了牛羊贩子阿迪力。阿迪力在村口开了个小收购站，专门倒卖牲畜，是这一带出了名的精明人。

听说刘百成要卖掉所有牲畜，阿迪力惊讶得连烟袋都掉在了地上。

“全部卖掉？”他捡起烟袋，在裤腿上擦了擦，“老刘，你没发烧吧？二十三只羊、八头牛，还有你那匹老马‘追风’——这些可是你几十年的心血啊！去年合作社分红你不是还说要扩大养殖吗？”

刘百成蹲在收购站的土墙边，从怀里掏出烟袋，慢慢装上一锅烟叶。火柴划了三次才着，他的手还在抖。

“全部。”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缓缓上升，“价格你看着给，我急用钱。”

阿迪力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他。这个汉人老头在村里住了四十年，平时话不多，干活拼命，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今天这副样子，肯定有事。

“老刘，”阿迪力压低声音，凑近了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有人找你麻烦？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

“我要回家了。”刘百成打断他，目光望向东方，“回我的老家，河南。”

阿迪力愣住了。回家？这个词从刘百成嘴里说出来，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村里人都知道他是逃难来的，知道他有个“大爷”孔留根，知道他们俩在帕米尔高原相依为命四十年。回家？回哪个家？

但阿迪力是生意人，生意人最懂得察言观色。他看出刘百成是认真的，那种认真里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东西。

“行。”阿迪力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我这就找人清点。不过老刘，咱丑话说前头——你这急着出手，价格可得比平时低。市场价一只羊八十，我给你六十五；牛按斤算，一斤我给你……”

“成交。”刘百成没等他说完。

交易进行得很快。阿迪力叫来两个帮手，三个人花了两个小时清点、过秤、算账。最后，阿迪力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沾着唾沫数了两遍。

“一共四千二百七十五块三毛。”他把钱递过来，“零头我给你抹了，算四千三。老刘，这真是友情价了，换别人我最多给三千八。”

刘百成接过钱，没数，直接塞进怀里。那沓钱很厚，带着阿迪力的体温。

阿迪力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转身从屋里拿出一个羊皮水壶：“这个送你。路上用得上。”

刘百成接过水壶，点了点头，转身离开。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雪地上拖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接下来的三天，刘百成开始处理大爷的后事。

他请来了张明彤，他是村里少数还懂得汉族传统丧葬礼仪的人。

“老孔是个好人啊……”张大爷一边挖掘孔留根的尸骨，一边念叨着，声音苍老得像秋天的枯叶，“当年他可是腰缠万贯的孔家少爷，哎，没想到客死他乡……”

刘百成跪在炕边，默默听着。他记得，当然记得。每一个细节都刻在骨头里。

火化那天，全村人都来了。

塔吉克族的兄弟们依照他们的习俗，带来了松枝和酥油；维吾尔族的邻居们送来了馕和干果；汉族老乡们则带来了纸钱和香烛。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但此刻都聚在一起，送一个共同的朋友最后一程。

火堆架在村外的空地上。松枝和酥油让火焰烧得很旺，噼啪作响，黑烟笔直地升上天空。刘百成跪在火堆前，手里拿着火把，却迟迟没有点燃。

他看着火焰中大爷的遗骨，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那时他也是这样跪着，跪在暴风雪中的废弃毡房里，怀里抱着高烧昏迷的自己。那时的大爷还年轻，头发还没白，背还没驼。

“大爷，”他轻声说，“我带你回家。”

火把落下，火焰“轰”地窜起，瞬间吞噬了一切。刘百成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抵在冰冷的雪地上，久久没有起身。

火光映照着他满是泪水的脸。四十年的往事在眼前一一浮现：初到帕米尔时的艰辛，托乎提一家的收留，合作社的创办，玉石矿的发现，那些欢笑，那些泪水，那些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

骨灰冷却后，刘百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进早已准备好的陶坛里。坛子是请村里的陶匠特制的，青灰色，肚大口小，上面刻着一行小字：“孔公留根之灵柩——子百成敬立”。

他用红布仔细包裹坛身，又在外层缠上防水的油布。每一个动作都极其庄重，像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仪式。坛子不大，抱在怀里沉甸甸的，那是四十年的重量。

天快亮时，麦合木提和几位关系要好的邻居来了。大家默默往他的行囊里塞东西：新烤的馕饼、晒干的奶疙瘩、用油纸包好的烤羊肉、一包莫合烟，还有一个绣着民族图案的羊皮水壶——和之前阿迪力送的那个正好一对。

“老刘哥，”麦合木提握着他的手，塞给他一个皱巴巴的纸条，“这是我乌鲁木齐表亲的地址，他在统战部工作。你到了河南，要是遇到事情，就给他写信，或者打电话。要是……要是真能要回祖产，记得来信啊！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刘百成重重地点头，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他逐一拥抱这些共处了四十年的邻里——艾尼瓦尔、古丽大妈、托乎提阿塔的二儿子、合作社的王师傅……每个人都说“保重”，每个人眼里都有泪光。

辗转三天后，他终于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都站着人。刘百成买的是硬座票，靠窗的位置。他把骨灰坛放在腿上，用双手护着，行囊塞在脚下。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当时流行的军绿色上衣，背着一个帆布包。看到他这副打扮，好奇地问：“大叔，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带这么多东西。”

刘百成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戈壁、荒漠、偶尔出现的绿洲，轻声回答：“回家。”

“回家？”年轻人更感兴趣了，“您老家是哪儿的？”

“河南，兰封县。”

“哟，那可够远的！”年轻人惊叹，“您这是……探亲？”

刘百成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算是吧。”

年轻人注意到他怀里的骨灰坛，很识趣地不再多问。列车轰鸣着驶过河西走廊，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景象渐渐取代了戈壁的苍茫。土黄色的山梁像老人的脊背，一道道深沟是岁月刻下的皱纹。

刘百成的心也随着地势起伏不定。离故乡越近，他越是近乡情怯。四十年前离开时，他还是个孩子；四十年后回来，他已两鬓斑白。故乡还认得他吗？故乡的人还记得他吗？

他风尘仆仆、满脸沧桑地站在村口，挎着大包小包，怀里还抱着个用红布包裹的坛子。这副打扮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极为扎眼，很快就引起了注意。

几个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陌生人。他们从他黝黑的皮肤、疲惫却依然挺直的腰板，以及眉宇间那一丝似曾相识的轮廓中，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孔家人的模样。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儿，颤颤巍巍地走上前，眯着眼睛看了他很久，试探着问：

“你……你……你是不是……孔东家家的……那个小少爷？孔留根家的……百成？”

就这一句“小少爷”，一句“百成”，宛如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刘百成记忆的闸门。四十年了，四十年没人叫过这个名字。在新疆，他是“老刘”，是“刘师傅”，是“汉人老哥”。只有在这里，在这个他离开了四十年的地方，还有人记得，他曾经是“孔家的小少爷”。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老人们喃喃地说着，帮他拿起行李，“先找个地方住下吧。你家那老院子……唉，早就破败得不成样子了，但地基还在，厢房还有两间能住人……”

刘百成抹去眼泪，紧紧抱着大爷的骨灰坛，跟着老人们往村里走去。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恰似这四十年漫长而曲折的归途。

路边，有小孩好奇地看着他，有妇女在窃窃私语，有汉子蹲在门口抽烟，投来探究的目光。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一个他离开了四十年、却又从未真正离开的地方。

前方，就是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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