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武陵山，暑气被层层叠叠的绿意滤去大半，但机械厂会议室里的空气却近乎凝滞。烟雾缭绕，刺鼻的烟草味也压不住那股沉重的焦虑。厂党委扩大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一个下午。

“……不是我们不想接！”生产副厂长老刘嗓门有些哑，手指重重敲着桌上那份《关于承揽省外“腾飞”农机厂齿轮箱体大批量订单的技术与产能评估报告》，“问题是，人家要的是新型号，精度要求比我们现有产品高一个等级！交货期紧，价格还被压得低。我们靠什么接？靠那几台老掉牙的滚齿机？还是靠工人兄弟们加班加点拼体力？”

财务科长老吴扶了扶眼镜，声音平板却字字如针：“更关键的是成本。根据这份报告，要保质保量完成订单，必须对三车间那两条核心生产线进行数控化升级。初步预算，”他顿了顿，报出一个数字，“接近厂里去年全年利润的百分之七十。钱从哪来？银行贷款？现在银根收紧，利息高不说，抵押物都不够。更何况，升级改造期间，现有生产任务怎么办？订单接了，万一有个闪失，赔钱事小，厂子的信誉就全完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更衬得室内寂静压抑。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抉择。接了，可能是厂子脱胎换骨、打开新市场的机遇；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厂子拖入更深的债务和信誉危机。不接，守着日渐萎缩的老产品市场和越来越艰难的“优化”局面，无异于坐以待毙。

所有人的目光，或明或暗，最终都落在了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老杨和一直沉默翻阅报告的谢继远身上。

谢继远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报告扉页上划动，触感微凉。他想起了怀里那本笔记中，父亲面对茫茫大海和无名孤岛时，那份决绝。那是一种近乎直觉的、对“必须做”之事的判断，超越了对成败得失的精细权衡。而现在，他面对的虽不是生死，却同样关乎一个集体、上千个家庭的未来。

“这个订单，风险确实大。”谢继远终于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的吐字让每个人都抬起头，“技术门槛、资金压力、生产组织，都是难题。老刘、老吴说得都在理。”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与会者每一张或凝重、或犹疑、或期待的脸。“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被‘优化’压得喘不过气？为什么老产品卖不动？根子就在于我们的技术落后了，成本没优势了。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学、慢慢改。‘腾飞’厂的订单，就像一块试金石，也是一道催命符——要么，我们拼一把，趟过去，证明我们武陵山厂还有能力跟上时代，还能打硬仗；要么，我们就认了，守着这点家底，看着它一天天薄下去，直到最后……”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所有人都懂。

“谢总工，道理我们都懂。”一位车间主任闷声道，“可这拼一把，怎么拼？钱呢？技术呢？时间呢？”

“钱，我去跑银行，去市里、省里争取技改扶持资金，哪怕杯水车薪，先动起来。”谢继远的语气坚定起来，“技术，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去年开始的几项老设备数控化试点改造，积累了一些经验，技术科也储备了一些方案。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项攻关小组，就以这个订单的需求为目标，集中力量突破。时间，”他看向生产副厂长，“老刘，生产组织上，我们可以尝试‘边生产、边改造、边试制’的滚动模式，把影响降到最低。三班倒，关键工序党员骨干带头，培训中心那边，已经掌握一些基础的老工人可以提前介入适应性训练……”

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语速也加快，仿佛不是在做说服，而是在梳理一条已然存在的路径。“这个订单，难，但并非不可能。它逼着我们不得不把改革从‘优化组合’这样的内部调整，推向技术升级、管理创新的深水区。这是阵痛，也是新生。我父亲当年常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现在，就是和时代、和市场狭路相逢。退一步，可能就是悬崖；进一步，哪怕遍体鳞伤，但还有生路，还有希望。”

党委书记老杨掐灭了手里的烟，缓缓说道：“继远同志的分析和建议，我同意。困难摆在明面上，但机遇稍纵即逝。厂党委要统一思想，这个风险，值得冒，也必须冒。当然，具体怎么干，怎么规避风险，需要一套极其周密的方案。我的意见是，成立以谢继远同志为组长的‘腾飞项目攻关领导小组’，全权负责此事。各部门必须无条件配合，把这件事当成当前厂里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

会议在一种混合着沉重、紧张，又隐隐有一丝被激起的斗志的氛围中结束。谢继远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走到窗前。夕阳给远山镀上一层金边，厂区里下班的广播响起，工人们的身影从各个车间涌出，汇成归家的溪流。他知道，从明天起，这条溪流中的许多人，将面临更繁重的工作、更严格的要求、更不确定的前景。而他，将背负着他们的生计和期望，去攀登这座名为“腾飞”的险峰。

深圳的八月，热浪裹挟着咸湿的海风，无孔不入。科学院里冷气开得很足，但谢望城却觉得心头有一把火在烧。

“春潮”项目阶段性成果汇报会刚刚结束。院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肯定犹在耳边，一份盖着红章的正式通知也几乎同时送达他的手中——《关于选派优秀青年科研骨干参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前沿实践计划”的通知》。他被列为重点考虑人选。

计划内容极具诱惑力：脱离相对纯粹的科研环境，进入市里与几家大型电子企业联合成立的“先进微电子材料中试基地”，直接参与将实验室成果推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攻坚。这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贴近市场的视野、更快的成果转化可能，也意味着……“春潮”项目后续更深入的基础研究，他可能无法主导，甚至要完全移交。

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望城，‘春潮’项目是你一手带起来的，现在刚见起色，后续的机理深化、性能极限探索，还有很多重要工作。你是最适合的人选。去那个中试基地，固然是条快车道，但环境复杂，指标压力大，很多时候身不由己，未必有利于你长远的学术发展。”

企业方的代表则说得更直接：“谢博士，你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现在深圳乃至全国，缺的不是论文，是能实实在在转化成产品、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中试基地就是桥梁。这里有你施展拳脚的更大舞台，也有更现实的回报。‘春潮’的初步成果很好，但离能用、好用、成本可控，还有距离。我们需要你来缩短这个距离。”

谢望城站在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一边是熟悉的实验室，相对纯粹的科研探索，沿着既定方向深耕，可以预期安稳的学术生涯和成果积累。另一边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产业化前线，那里有更快的节奏、更复杂的变量、更直接的成败压力，但也可能更早地看到自己的研究改变现实。

夜深了，他独自留在实验室。仪器已经关闭，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发出幽微的光。他拉开抽屉，又一次取出那张“无名岛”示意图的复印件。图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模糊不清。

祖父当年，在已知的台北隐蔽战线和未知的海外营救任务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不是基于利弊分析，而是基于信念与情义，基于对“更重要之事”的直觉判断。那个选择，将他引向了生命的终点，也铸就了精神的永恒。

自己此刻的选择呢？留在“春潮”项目，是在已知的、相对可控的领域内继续掘进；前往中试基地，则是跳入一片更广阔、也更汹涌的“产业化”之海，那里有市场的风浪、资本的礁石、工艺放大的种种不确定性。

他问自己：当初选择回国，选择投身半导体材料研究，最深层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发表更多高影响因子论文，在学术圈内奠定地位？还是真的想为解决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贡献一点实实在在的力量？

答案，其实一直在他心里。在伯克利实验室看到那些最先进设备上的“出口管制”标签时，在听到国际会议上某些同行略带傲慢的谈论时，在“春潮”项目一次次攻坚却依然感觉距离实际应用遥远时，那个答案就越来越清晰。

产业化之路，或许不如基础研究那样“阳春白雪”，甚至可能充满挫败和琐碎，但它是将知识转化为力量的必经之路。祖父探的是救人的路，是绝路；父亲在武陵山探的是改革求生的路，是险路；那么自己，去探一探科研成果落地的路，纵然也是未知的、充满挑战的海域，不正是家族血脉里那种“向难而行”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吗？

他将图纸慢慢折好，放回原处。心中那把火烧得更旺，却不再灼人，而是带来一种清晰的、破釜沉舟般的平静。

第二天，他分别向导师和企业方代表给出了自己的答复。对导师，他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和歉意，承诺会妥善安排好“春潮”项目的交接，并保持学术上的关注与合作。对企业方，他接受了邀请，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他需要一支精干的、有研发热情的小团队，并且中试基地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资源，用于支持基于产业化反馈的、更深层次的应用基础研究。

“我不是只想做一个技术转化工程师，”他对企业代表说，“我想成为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当下与未来的那座‘桥’的一部分。这可能需要我们双方都做出一些改变和妥协。”

他的选择，在科学院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赞赏他的魄力，有人惋惜他的“偏离”，也有人冷眼旁观。谢望城没有过多解释。他只是更加忙碌，一边加快“春潮”项目的收尾与移交，一边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生产线管理、成本控制、供应链知识，并频繁前往未来的中试基地熟悉环境。

热浪依旧，但他的方向已然确定。他仿佛能看到，在祖父消失的那片东南海域的更远方，在父亲奋战的武陵群山的更前沿，一片属于技术转化与产业创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海洋，正在向他展开。他调整着呼吸，检查着自己的“航具”和“罗盘”，准备扬帆，驶向新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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