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坳是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百来户人家散落在山腰上。李大山家的石砌院子在村东头，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枝繁叶茂，每到夏天就投下一片阴凉。

李婆婆今年六十五岁，头发花白，背微驼，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她年轻时是村里有名的利索人，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只是性子倔强，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儿子李建军是她三十五岁才生下的独苗，丈夫早逝后，她独自拉扯儿子长大，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孩子身上。

三年前，建军娶了邻村姑娘王秀兰。秀兰是个勤快人，嫁过来没多久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起初婆媳相处还算和睦，可日子一长，矛盾就渐渐显露出来。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建军婚后半年。那天秀兰做了红烧肉，李婆婆尝了一口就撂下筷子：“太咸了，你这是把盐罐子都倒进去了？”

秀兰脸上有些挂不住：“妈，建军说味道刚好。”

“我儿子那是心疼你，不好意思说！”李婆婆声音高了八度，“我在李家做了几十年饭，建军从小吃我做的长大，什么时候嫌过咸淡？”

秀兰忍了忍没说话，默默扒着碗里的饭。建军见状打圆场：“妈，秀兰刚来，还不熟悉咱家口味，慢慢来。”

“慢慢来？这都半年了还慢慢来？”李婆婆不依不饶，“我看她就是不上心！”

秀兰终于忍不住，眼眶红了：“我怎么不上心了？家里家外哪样不是我操持？您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好，明天开始您来做！”

这句话像是捅了马蜂窝。李婆婆“啪”地放下碗，突然从椅子上滑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朝着秀兰就磕了个头：“是我错了！我不该说你！我给你磕头认错！你看你能受得住不！”

秀兰吓得跳起来，建军也慌忙去扶母亲。可李婆婆就是不起，又磕了两个头，边磕边哭：“我这老不死的多嘴，惹儿媳妇不高兴了，我该死，我给你磕头！”

左邻右舍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对着院子指指点点。秀兰又羞又气，眼泪哗哗往下掉，冲进屋里关上了门。建军费了好大劲才把母亲拉起来，李婆婆却冲着屋里喊：“你们都看见了啊，是我不对，我给儿媳妇下跪磕头了！”

那天晚上，建军第一次和母亲发生了争执：“妈，您这是干什么？秀兰哪儿做得不对您好好说，干嘛下跪？这传出去像什么话？”

李婆婆抹着眼泪：“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老了，不中用了，说话没人听了，只能下跪认错呗。”

“您这不是认错，您这是逼秀兰呢！”建军叹气。

“我逼她？我跪都跪了，还成了我的不是？”李婆婆提高嗓门，“你娶了媳妇忘了娘，现在都帮着外人说话了！”

建军无奈地摇头，不再争辩。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实在不想把短暂的团聚时间都花在争吵上。

自那以后，李婆婆像是找到了制胜法宝，只要和秀兰有点摩擦，就使出下跪这一招。

一次是秀兰买了件新衣服，李婆婆说乱花钱；一次是秀兰回娘家住了两天，李婆婆说她不惦记家里；还有一次是秀兰看电视声音大了点，李婆婆说吵得她头疼。每次都是以李婆婆下跪磕头告终，秀兰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的愤怒委屈，再到最后的心寒麻木。

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老一辈的说秀兰不懂事，把婆婆逼到这份上；年轻一辈的说李婆婆太作，故意刁难儿媳妇。但不管谁劝，李婆婆都振振有词：“是我不好，是我惹儿媳妇生气了，我活该下跪！”

秀兰跟建军哭诉过好几次，建军也劝过母亲，但每次李婆婆都泪眼婆娑：“我就是个累赘，早点死了你们就清静了！”建军不敢再说重话，怕母亲真有个三长两短。

这种畸形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多，直到村里小学因为生源不足被撤并。

消息传来那天，秀兰正挺着大肚子——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李建军从工地赶回来，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商量。

“镇上的中心小学条件好，老师也专业，”秀兰摸着肚子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得去那儿上学。”

李婆婆一听就急了：“去镇上？那得租房住，得多花多少钱？村里孩子不都这么长大的，怎么到你们这儿就娇气了？”

“妈，时代不一样了，”建军耐心解释，“现在都重视教育，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什么起跑线不起跑线，你就是被这女人带坏了！”李婆婆指着秀兰，“自从她进了门，你就变了！现在还要搬出去，扔下我一个人，你们好狠的心！”

秀兰深吸一口气：“妈，我们不是扔下您，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镇上——”

“我不去！”李婆婆打断她，“我生在李家坳，死也要死在李家坳！你们就是嫌我碍眼，想甩开我这个老包袱！”

“妈，您讲点道理好不好？”建军有些恼火，“秀兰马上要生了，孩子要上学，搬到镇上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甩开您！”

“为了孩子？我看是为了她！”李婆婆瞪着秀兰，“就是这个坏种，整天吹枕头风，撺掇我儿子抛下老娘！你好毒的心啊！”

“妈！”建军喝止道，“您说话注意点！”

秀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咬着嘴唇，双手护着肚子，浑身微微发抖。

李婆婆见儿子护着媳妇，更是火冒三丈。她突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秀兰面前，故技重施，“扑通”跪倒在地，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我错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拦着你们去享福！我给你磕头，求求你，别吹枕头风了，别让我儿子抛下我！没儿子我活不了啊！”

这一次，秀兰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哭着跑开。她站在那里，看着跪在地上磕头的婆婆，两年的委屈、愤怒、绝望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她转身走到墙角，抄起一把竹扫把——那是李婆婆每天扫院子用的，竹柄油亮，竹枝扎得密实。秀兰抡起扫把，对着李婆婆的屁股狠狠打了下去。

“让你下跪！让你一天到晚下跪膈应人！”

李婆婆猝不及防，被打得“哎哟”一声，愣在地上。

“让你无中生有！让你一天到晚作妖！”

秀兰又是一扫把，这次打在李婆婆背上。竹枝划过空气发出“嗖”的声响，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

“我尊重你是婆婆，一忍再忍，你还变本加厉欺负人！我早就该打你了！”

秀兰边打边骂，两年多的憋屈全化成了力气。李婆婆这才反应过来，尖叫着爬起来，满院子乱窜。秀兰挺着大肚子，动作却不慢，举着扫把在后面追。

“建军！建军！你看看这泼妇！她要打死我啊！”李婆婆边跑边喊。

建军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第一次亲眼目睹母亲下跪的全过程，那熟练的动作，那夸张的哭喊，那明显是为了制造舆论的表演。他想起秀兰每次在电话里的哭泣，想起邻居们欲言又止的眼神，想起自己总是劝秀兰“忍一忍，妈年纪大了”。

原来，亲眼看见和听说，真的不一样。

李婆婆见儿子不来救，慌忙中跑进堂屋，“砰”地关上门，上了闩。秀兰追到门口，用扫把狠狠砸了几下门，喘着粗气喊道：“你再敢下跪一次，我打你一次！不信试试看！”

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围观的村民聚在门口，窃窃私语，却没人进来劝架。秀兰扔掉扫把，扶着腰慢慢坐到凳子上，泪水终于决堤而出。

建军走过去，轻轻揽住妻子的肩膀。秀兰靠在他怀里，放声大哭。

那天晚上，李家的气氛异常沉重。李婆婆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建军做好了饭，盛了一碗放在她门口，敲了敲门：“妈，吃饭了。”

里面没有回应。

秀兰坐在桌前，默默吃着饭。建军看着她红肿的眼睛，轻声说：“对不起，我一直不知道......妈会这样。”

秀兰摇摇头，眼泪又掉下来：“你知道我这两年怎么过的吗？每次她一下跪，全村人都觉得是我逼的。我回娘家，我妈都问是不是我对婆婆不好。我有苦说不出......”

“以后不会了，”建军握住她的手，“我都看见了。”

夜深了，建军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母亲屋里隐约传来的啜泣声，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父亲早逝后，母亲一个人种地、砍柴、喂猪，供他上学的情景。冬天母亲的手冻得开裂，夏天背着他走十几里山路去看病。他考上高中那天，母亲高兴得挨家挨户报喜，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光。

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成了这样？是怕失去唯一的儿子？是怕在媳妇面前失去权威？还是单纯的年老固执？

建军想起村里老人说过的话：“长辈不能给晚辈下跪，下跪要么借寿要么寻仇。”他打了个寒颤。母亲每次下跪，真的是在“寻仇”吗？向一个抢走她儿子的女人寻仇？

第二天一早，建军敲开了母亲的房门。李婆婆坐在床边，眼睛红肿，头发凌乱，一夜之间似乎老了许多。

“妈，咱们谈谈。”建军搬了个凳子坐在对面。

李婆婆别过脸去，不说话。

“我知道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建军缓缓开口，“我也知道您怕我有了媳妇忘了娘。但秀兰不是坏人，她勤快、孝顺，这两年受了不少委屈。”

李婆婆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出声。

“您每次下跪，不是在认错，是在逼秀兰，也是在逼我。”建军继续说，“您想让全村人都指责秀兰不孝，这样我就得站在您这边，对吗？”

李婆婆的肩膀微微抖动。

“可您知道吗？您越是这样，我越心疼秀兰。她是跟我过一辈子的人，您是我亲妈，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重要。我不想在中间为难。”

“那你为什么护着她不护着我？”李婆婆突然开口，声音沙哑，“昨天她打我，你为什么不拦着？”

“因为我看到您先跪下的，”建军直视母亲的眼睛，“妈，您告诉我，昨天您是真的知错下跪，还是故意做给我看，逼我选择您？”

李婆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泪却流了下来。

“妈，我不会抛下您，”建军握住母亲的手，“搬到镇上是为了孩子上学，周末、假期我们都会回来。等秀兰生了，孩子大点，您要是愿意，也可以去镇上住段时间。咱们是一家人，不是仇人。”

李婆婆抽泣着，许久才说：“我就是怕......怕你有了自己的家，就不要妈了......”

“不会的，”建军红着眼圈，“您永远是我妈。”

那天之后，李婆婆安静了许多。她不再找茬，也不再下跪，但和秀兰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秀兰也不再主动搭话，婆媳俩维持着一种客套而疏远的关系。

一个月后，秀兰生了个女儿。李婆婆看着襁褓中的孙女，眼神复杂。建军把孩子抱到她面前：“妈，您抱抱，您孙女。”

李婆婆迟疑着接过孩子，软软的小身体让她僵硬的手臂微微发抖。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乌溜溜的眼珠看着她，然后咧开没牙的嘴，像是在笑。

李婆婆的眼泪掉了下来，滴在孩子脸上。秀兰见状，默默递过一块手帕。

“像建军小时候，”李婆婆轻声说，“建军出生时也这么爱笑。”

秀兰点点头：“建军说孩子眼睛像您。”

李婆婆抬头看看秀兰，又低头看看孙女，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外人”生的孩子，身上流着自己和李家的血。

孩子满月后，建军在镇上租了房子，准备搬家。收拾东西那天，李婆婆默默帮着打包，把她腌的咸菜、晒的干菜一样样装好。

“镇上买得到这些，”秀兰说，“妈您留着吃吧。”

“买的哪有自家做的好，”李婆婆低头整理着坛坛罐罐，“你刚生完孩子，吃点家里的东西好。”

秀兰愣了一下，轻声说：“谢谢妈。”

临走那天，李婆婆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儿子一家上车。车子发动时，她突然走上前，从窗口塞进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给孩子打的银锁，还有......有点钱，你们租房子用。”李婆婆语速很快，说完就退后几步，摆摆手，“走吧，路上慢点。”

车子开动了，秀兰打开布包，里面果然有个精致的银锁，还有一卷钱，整整五千块。她回头望去，李婆婆还站在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

“妈给的，”秀兰对建军说，“五千块。”

建军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没说话。

搬到镇上后，建军继续外出打工，秀兰在家带孩子。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回李家坳。起初李婆婆还是客客气气的，但看着孙女一天天长大，会爬了，会走了，会叫“奶奶”了，她的心慢慢软了下来。

孙女两岁那年秋天，秀兰带着孩子回村住了一段时间。一天孩子发烧，秀兰急着要去镇上看医生，李婆婆却说：“孩子发烧不能吹风，我去请村里的王大夫来看看。”

王大夫来看了，开了药，说没事，幼儿急疹。那几天，李婆婆彻夜守着孩子，用温水给她擦身降温，熬米汤一勺勺喂。秀兰看着婆婆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开始融化。

孩子病好后，秀兰做了一桌子菜。吃饭时，她给李婆婆夹了块鱼：“妈，这几天辛苦您了。”

李婆婆看着碗里的鱼，突然放下筷子，站了起来。

秀兰心里一紧，以为婆婆又要下跪。但李婆婆只是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小木盒。

她走回饭桌，打开木盒，里面是一对玉镯子，成色普通，但打磨得光滑温润。

“这是我婆婆传给我的，”李婆婆把盒子推到秀兰面前，“不值什么钱，但戴了几十年了。你收着吧。”

秀兰愣住了。

“以前的事......是我不对，”李婆婆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晰，“我不该那样对你。建军说得对，我不是认错，是在逼你们。”

秀兰的眼泪涌了上来：“妈......”

“这镯子，你愿意戴就戴，不愿意就收着，”李婆婆继续说，“等妞妞长大了，传给她。”

秀兰拿起一只镯子，戴在手腕上。玉镯凉凉的，贴在皮肤上，慢慢有了体温。

“好看，”李婆婆说，脸上露出罕见的笑容，“你皮肤白，戴玉好看。”

从那以后，婆媳关系虽然谈不上亲密无间，但至少没有了剑拔弩张。李婆婆不再作妖，秀兰也真心实意地孝敬婆婆。村里人说，李婆婆变了个人，秀兰也大气，不打不相识。

妞妞五岁那年，李婆婆生病住院。秀兰在医院照顾了半个月，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没有一句怨言。同病房的人都说李婆婆有福气，儿媳妇比闺女还亲。

李婆婆出院那天，拉着秀兰的手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最感谢的人也是你。”

秀兰摇摇头：“都过去了，妈。咱们是一家人。”

是啊，一家人。这句话来得太迟，但终究是来了。

如今妞妞已经上小学了，聪明伶俐，每到周末就吵着要回村里看奶奶。李婆婆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在院子里种了花，养了鸡，等着周末儿子一家回来。

那个曾经让她跪了无数次的院子，现在充满了孩子的笑声。那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见证了一个家庭的裂痕与愈合。

有时秀兰会想起那些下跪的闹剧，想起自己挥起扫把的瞬间。她不后悔当时的爆发，那是压抑太久后的必然。但她庆幸，那一打没有打散这个家，反而打醒了所有人。

有些尊重不是跪出来的，有些亲情不是逼出来的。婆媳之间，就像两块棱角分明的石头，需要时间的磨砺，才能慢慢契合，最终筑成坚固的家。

夕阳西下，李婆婆坐在槐树下，看着妞妞在院子里追鸡，脸上露出平和的笑容。秀兰从屋里走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

“妈，吃西瓜。”

“哎，好。”

简单的对话，寻常的日子。但只有经历过风雨的人才知道，这份平常有多么珍贵。

院子外的村路上，几个老人坐着闲聊。有人说：“李家婆媳现在处得多好，早这样多好。”

另一个老人摇着扇子：“过日子哪有那么简单，总得经过些事，才能懂得珍惜。”

是啊，生活从来不容易。但只要有改变的勇气，有原谅的胸怀，再深的沟壑，也能被时间慢慢填平。

晚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又像只是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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